北京鹤年堂
假设严嵩败落，“鹤年堂”匾流落出来，当时的形势是万人痛恨严嵩，恨不得碎尸万段，开业于严嵩倒台之后的鹤年堂药店老板怎敢把严嵩的匾额堂而皇之悬挂？鹤年堂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挂严嵩的匾，肯定要被愤怒的士子百姓们砸烂的。抠掉题款也不行，严嵩当年是诗文书法大家，《明史》也不得不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并以擅写“青词”(一种诗书俱佳的带有道教色彩的文体)名传天下，这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正因为严嵩是奸臣，他的书法和秦桧、蔡京一样一幅也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有实物，也可以鉴定比较。从鹤年堂、六必居的匾看，字体苍劲、笔锋端正。严嵩的字是不是这种风格呢？据《燕都旧事》载:琉璃厂宝古斋的老板邱震生曾见过严嵩真迹。上世纪30年代，山西榆次有人来京求售明人书札册页，其中一页是严嵩手札。
内容是他写给下级的手谕，签署“严嵩具示”。书为二王体，字颇娟秀。邱震生后来成为国内有名的鉴定专家，他毕生只见过这一页严嵩真迹(同册页还有文征明等明代名人手札)，他认为是真迹无疑。因而研究老北京掌故的叶祖孚先生断定，六必居等所谓严嵩题匾与真迹完全不同。
老北京老字号的牌匾还有相传曾为严嵩所题，如柳泉居。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听老辈人讲过，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似乎发生在严嵩被贬谪的途中，这更不可能了。北京沙河明代巩华城的匾额，传说也是严嵩所书，当然存留至今字体已模糊难辨。查正史该城确是严嵩向嘉靖皇帝进言而修建的。
但严嵩死后，依惯例他的题匾是应该被换掉的。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知名人物，除正史外，俚曲多有表现，如京剧《打严嵩》。其它以严世藩为主角并涉及严嵩的杂剧《丹心照》、《一捧雪》、《万花楼》、《鸣凤记》等，使得老百姓对这对奸佞父子家喻户晓。再比如山东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廊，几百年来放着一条红漆长板凳，据《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乃严嵩被弹劾时，跑到孔府求衍圣公替他向皇帝求情，这是他所坐过的板凳。
严嵩之孙女曾嫁与衍圣公第六十五代孙孔尚贤，但稍有文史常识熟悉明代典章制度的人都不会相信“板凳”的传说是真实的。
传说尽管是传说，但人们仍然在口碑流传，这似乎成为老北京老字号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文革”当中，为保护这些牌匾，还产生了若干故事。
这些牌匾至今仍在，我可以肯定，这些牌匾的真正题写者应该是当时无名的文人，岁月的流逝已不可考证出他们的名字。惟一的科学态度是不要以讹传讹，例如，某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新老字号名匾荟萃》在“六必居”、“鹤年堂”照片下均注明“严嵩书”，还特意指出“其历史和书法价值较高”，这就违背真实了。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曾出过一部《北京名匾》，也收入“六必居”、“鹤年堂”匾照片，注释写明不知书写者姓名，这是正确的，因为不误人子弟。
鹤年堂药店创建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原址位于今菜市口大街路北11号，是北京商业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店铺之一。相传店内悬挂的“鹤年堂”、“西鹤年堂”两块匾额为明朝权臣严嵩及其子严世蕃所书，其配匾和抱柱上悬挂的配联 “调元气”、“养太和”，“欲求养生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分别由明朝名将戚继光和名臣杨椒山所书。
在经营上，鹤年堂的中药饮片以选料地道，加工精细，药效甚好而闻名。老北京有“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的说法流传。
关于其来历,有一个传说:
人们都知道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臣。他身材细高，两道疏眉之间有一种阴诈之气，说起话来声音极响，听起来让人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严嵩自幼跟随父亲精读诗书。弘治十八年(1500年)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编修。从此他便挖空心思地索升求官。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被皇帝派往祭告显陵，回来后他上书请求为皇族去世之人树碑，皇帝心中大为欢喜，于是将严嵩提升为吏部左侍郎。
严嵩就是靠着这种逢迎拍马的把戏取悦于皇帝，然后不断地得以升迁，最终当上了宰相。《明史·严嵩传》这样评价他:“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在朝中与儿子严世蕃一起培植党羽，欺上瞒下，清除异己，营私舞弊，无恶不作。发展到最后，就连皇帝也渐渐地从对他不放心到厌恶其行径了。
于是降旨将严世蕃治罪伏法，随后又把严嵩从朝中轰了出来。
严嵩作宰相时，他的府邸就在菜市口的丞相胡同。他的宅子十分宽大，整整占了丞相胡同一条街。传说严嵩的家财无数，豪华无比，他宅子的阴沟里每天流出来的全是白米，一年就能有几十石。严嵩府的后院是座极大的花园，用太湖石在西边堆起了一座假山，山的四周被垂柳和古槐环绕。
传说园的东北有一厅堂，檐上有严嵩亲笔所书“鹤年堂”三字巨匾。严嵩治罪后便被从府中赶了出来，偌大的庭院长期空闲，荒草遍地，无人问津。一年后，菜市口附近开了一家药铺，老板为了给铺子起个好听的名字，煞费苦心，冥思苦想，最后终于想起了严府花园的那块匾额，于是就大着胆子将匾取回，挂在了堂中。
这“鹤年堂”三字巨匾一挂出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的大字惊叹不已，这时，一人站在匾下端详了许久，点点头又摇摇头。人们问起来，他说:“字倒是好字，有功夫，有韵味，可惜在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那时严嵩虽然已经成了万人唾骂的大奸臣。
这不过是后人的附会之语，但“鹤年堂”这三个大字的确是当年严嵩亲笔所书。严嵩的匾额使药铺生意大发，掌柜的又取“五鹤朝天”的吉言连续开了四家分号。原来的本店迁到了西城，店名改成了“西鹤年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假装风雅，提笔写下了“西鹤年堂”的匾额挂在门外，而严嵩的手笔则被移到了店内深处。
当年由于严嵩权势很大，所以有许多店铺都以能请他题字为荣。今天位于前门大街的六必居酱菜园子的匾额也是出自严嵩之手。相传六必居起初是六个人合开的买卖，他们托严嵩题匾，严嵩就写了“六心居”三个字。写完后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六心岂能合作，于是他提起笔来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了“六必居”。
现在“鹤年堂”“和六必居”全已成了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然而这并没有给严嵩这个奸臣增加光彩，反而能让人们了解到当时严嵩权覆朝野的势力。
北京鹤年堂成立于1405年（明永乐三年），是由元未明初著名回回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创建的。鹤年堂原址座落在现宣武区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骡马市大街西口，与丞相胡同相对，与回民聚居的牛街相邻。鹤年堂是真正的“老北京”，它比故宫和天坛要早十五年，更要比地坛早一百二十五年。
早在盛唐时期，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当时叫檀州街，是幽州城的闹市区。到了明清，外省人士进北京城主要有两条路：水路是京杭大运河过通州进北京；陆路是京汉路沿线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北京城，一进广安门就是菜市口，所以这里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终日行人不断，热闹非凡，据杨懋建在《京生杂录中》描述：“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
鹤年堂就位于菜市口大街路北，属于中心地段，而门前正匾“鹤年堂”三个大字又为明朝首辅、权倾朝野的严嵩亲笔题字，招牌醒目，于是自然成了进入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以至人们介绍进京之路时，常把鹤年堂作为方位物：过了卢沟桥就是广安门，过了广安门，看见鹤年堂就算进了北京城了。
明清两朝曾在北京活动的文人、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严嵩、杨椒山宅邸都在附近；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刘光第、蔡元培等；秋谨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谭嗣同故居、鲁迅故居、康有为故居都在附近，又都与鹤年堂近在咫尺。
到了清顺治皇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以后的数百年间，菜市口又成为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法场了，据《礼记。王制》中记载：“爵人于朝，与土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可见将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是很悠久的，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肃顺、“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据说明朝良臣杨继盛都是在菜市口鹤年堂前被杀。
每逢官府要杀人的前一天，鹤年堂都会被告之：明日行差，准备酒食，切勿外传，日后付款。到了第二日，药铺要关门停业，监斩官、刽子手们先集中在鹤年堂时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后，在鹤年堂门口放好监斩台，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朱笔一圈，倾刻间人头落地。因此，”鹤年堂前讨刀伤药--死到临头“就成了老北京的一句俚语。
一般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讨点安神药，而围观的人往往是一拥而上，有的抢绑犯人的绳子，据说拴牛拴马不会惊；有的抢着买监斩官的朱笔，说是可以驱魔避邪。更有一些犯人家属，在事前买通刽子手，请他在人头落地时，适时用一个大馒头塞入死者的脖腔，以防鲜血溅出，阴魂不散。
因此，人血馒头的故事在清代就传得很远，据说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就是吸收了这样的典故而创作的。早年间，这样的血馒头，鹤年堂也曾保留过。鹤年堂就在这闹市、名人、法场与治病救人之圣殿的矛盾的交融中，以文人开店的独特之风，集鸿儒雅士风范与中医、中药、养生为一体，六百余年长盛不衰，声名遐耳，不但养生治病名方医法留传后世，更有严嵩父子、明朝忠良杨继盛、抗倭名将戚继光、变法先驱谭嗣同等历史名人与鹤年堂许多历史的典故和传说，共同演绎了鹤年堂六百余年历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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